献给缓慢退隐的时空

关于“花美男”。   听说很多90后已经不喜欢周杰伦了。同事的侄女说，他不就是长得丑点；唱得不清楚点，，，学校里也就那么极个别的几个人喜欢周杰伦，我们都喜欢韩庚。韩庚是谁？韩庚是“花美男”。“花美男”是什么？我问另一个同事，那个同事说，花美男就是长得有点像女孩子的美男子。

给鲁迅抬棺材的人是那几个。以下资料来自“百度知道”：
    这里说的被抬棺的人，是指鲁迅。而抬棺的人，是指鲁迅下葬时的抬棺者，巴金、胡风、靳以、萧军、张天翼、姚克、鹿地亘（日本人）等，不是指迁葬时的抬棺者柯庆施、周扬、茅盾他们。
    有意味的是，1936年，鲁迅死时，巴金是抬棺者之一；而1956年，鲁迅迁葬时，巴金也是抬棺者之一。享受这一荣誉的，只有两个人，另一个是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死去的靳以。1956年鲁迅棺木迁葬时，是巴金和金仲华把“民族魂”的红色锦旗，盖在鲁迅棺木上。
    巴金和鲁迅棺木的渊源，便可说是独一无二。
    这些奇迹般的安排，使巴金，这个早年信奉无政府主义（安那其主义），晚年备享政府所给尊荣的人，有了独特的文化命运。
    我在日记中写下这几句话：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去世。他是鲁迅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为独特的抬棺者。
    抬棺的权利
    在鲁迅的抬棺者里，胡风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在他的一生里，他对为鲁迅抬棺的权利，很看重。有几件趣事，不可不说。
    在章乃器的回忆中，虽由许广平指定沈钧儒、邹韬奋、史良和章乃器四人扶柩——也就是把灵柩扶出礼堂，移置在灵车里，然后举行送殡仪式——但胡风和萧军站出来反对，认为这四个人都仅仅是“民族主义者”，不配为国际主义者又有国际地位的鲁迅扶柩，只是最后由于许广平的坚持，这四人才得以扶灵。
    1976年11月16日，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前几天，胡风回忆说：“下葬时，棺材由我们自己抬（不要殡仪馆的人抬），这没有问题，决定了由鲁迅生前接受的或没有攻击过鲁迅的十来个人抬……抬棺材这件事，当时简直决定了，但临时也有人自动加了进来，如姚克，他和这些人并无友谊关系。”

韩东的长篇小说《知青变形记》（《花城》2010年第1期）主要写了一头牛、一个村庄；两届族长、两对夫妻；三个知青、三股力量。小说以知青罗晓飞下乡开始，以罗晓飞放弃回城作为结束，完成了一个知青的变形记。知青变形让人陷入沉思，那不变形的人儿是小说咏颂的对象。

一头牛、一个村庄

小说从牛车和牛开始。“我们是乘一辆牛车进村的。拉车的牛只有一头，有二十岁了，换算成人的年龄就是六十多。牛车更加的古老，木头轮子上钉着胶皮，行进在小阳河堤上车厢一摇三晃，似乎随时都会散了架。记不清谁说了句：‘真过瘾啊，就像躺在一只大摇篮里！’”

老牛。破车。预示了知青将要去的地方偏僻落后、条件艰苦。“真过瘾啊，就像躺在一只大摇篮里！”这句话是对下乡知青当时情感的传达。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心中充满热情。年轻的他们或许没有想到老牛、破车预示的未来；或许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荣，心里流露出喜悦。读到这里，还原的当时语境，让我感到无语。

这一段中，韩东专门指出：“拉车的牛只有一头”。为什么专门写“只有一头”？第二段为什么写赶车的老人礼九不肯坐车？韩东埋下了伏笔。罗晓飞们要去的村子，全村只有这一头牛。这头牛又是一头老牛，牛是农家宝，礼九不肯坐车，是怕老牛费劲。对一头牛如此爱惜，牛的问题将来和罗晓飞们发生联系时，问题就是大问题。牛，正是罗晓飞们变形的一个明确的转折点。

变形发生在这个老牛、破车所预示的落后村庄：当“人保组”的王助理来调查“谁奸污了生产队的老牛”这个问题时，罗晓飞的同伴先变形了，大许因吃罗晓飞的醋、为洗脱自己、为了前途和吴刚串通，指证罗晓飞。罗晓飞为了女朋友邵娜免于被无耻的王助理玩弄和调戏，违心地承认是自己强奸了母牛。从此，罗晓飞也开始变形，变成另一个人——村民范为国。

两届族长、两对夫妻

虽然阶级斗争如火如荼，但这个村庄以宗族观念作为最有力的精神向度。村里人都姓范，村里辈分最高的人是福爷爷，福爷爷成分不好，但说话比村长更管用。这是一个“人治”的村庄，宗族观以地方保护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知青邵娜看清了这一点，她得到福爷爷的庇护。罗晓飞和邵娜谈恋爱，得到福爷爷的庇护，也没有出问题。但村里的会计范为好误伤其弟范为国致死，福爷爷出面救为好，罗晓飞就变成了为国，代替为国活在世界上。

福爷爷死后，村长礼贵成了第二届族长。罗晓飞想以知青身份回城，为国已死的事实便再掩饰不住，于是，贵爷爷出面，使得罗晓飞放弃了回城的念想。宗族观，这宗看不见的力量竟如此强大，足可以颠覆事实、对抗法律，使罗晓飞一次次屈服。

罗晓飞代替为国活在世界上，和为国的媳妇继芳变成了夫妻。邵娜则在后来变成了大许的老婆。

继芳为了留住罗晓飞，主动和他“交配”。邵娜即将回城，继芳用肚子里的孩子留住罗晓飞。当继芳知道罗晓飞不想去送邵娜时，她却主动拉罗晓飞去送邵娜。继芳想的是，有朝一日到城里去生活。继芳和罗晓飞，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对于罗晓飞来说，他已经死掉了，代替为国活着已是幸运；对于继芳而言，她得到了一个比为国更好的男人，而且有跟着他回城的希望。

或许大许和邵娜在一起，也可以看做是顶替罗晓飞而活在世界上。大许期待得到的女人，他得到了，但真的得到了吗？在罗晓飞对回城心灰意懒的时候，大许的老婆邵娜一直在给罗晓飞想办法。或许罗晓飞与邵娜情未绝，或许邵娜和大许是在为当年的事情做必要的忏悔与补救。人生况味，意味深长。

三个知青、三股力量

邵娜、罗晓飞、大许，三个知青，两男一女，资源配比显然有问题。那头老牛只是一根导火线，真正的内核在于争女人。邵娜将与谁结合在一起？两个对她有意的男人必然要起明争暗斗。罗晓飞对于女人，是那种吠得凶没下口的；大许对女人，是那种不声不响下口就咬的。大许将爱情与阴谋玩转了，于是罗晓飞不单输了女人，连自己是谁都输掉了。

即便没有“上山下乡”这回事，三角关系的恋情大抵也会是如此发展，爱的独占性总要求有人要退场的，这是爱情的力量。当故事发生在那个年代，发生在一个落后的村庄，小说中聚结其他两股力量，事情便变得更为凶险，否则罗晓飞也不至于连自己是谁都输掉。

如果抛开三角的恋情不谈，我们发现罗晓飞的变形，起点竟然如此偶然。知青老于杀了人保组的威风，还奚落王组长和狗交配，结果王组长怀恨在心。大许吹嘘和牛交配过，被王组长的人听见，结果牛在春耕时病倒了，王组长找到惩治知青的由头，说是知青把牛干倒了，是早有预谋破坏生产。王组长代表一股胡作非为、疯狂报复的邪恶力量。

第三股力量便是蒙昧的力量。蒙昧的宗族观念的力量前面已经提及，下面说说蒙昧的社会主流意识。阶级观念、上纲上线、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些令现在的年轻人匪夷所思的词语，在当时是社会主流意识的一部分，于是，很多现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便发生了。这是落后的国民，曾经的集体悲哀，足以为鉴。

小说中咏颂的对象

看完《知青变形记》，发现通篇只有两个人物焕发着人性的光彩。罗晓飞固然让人同情，但只能算半个。虽然他为保护女朋友邵娜而承认自己“奸牛”，但其中有不理智的因素，此外，他可以和毫无感情的继芳“交配”，过苟且偷生的日子。邵娜也只能算半个。她应该能猜到罗晓飞是被大许冤枉的，但她依旧和大许这个不光彩的人结合在一起。大许犯下的错误在现在看来是小的，但处在那个时代的邵娜不可能意识不到大许带给罗晓飞的将是灭顶之灾。

我们无法指摘罗晓飞、邵娜们也无法指摘大许、吴刚们的阴暗，当时的情况不可与现在这个时代同日而语。可以理解的是罗晓飞、邵娜，他们身上有不少人性的光彩，但更多地暴露了他们人性的弱点，他们是终究是生活的失败者。如果说他们依旧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么，他们这幸福生活是可耻的。可是，谁又不曾可耻呢？人人生而平等，谁又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呢？一切释然吧。只能是怀着理想而来，带着上帝的宽恕而去。

同罗晓飞、邵娜们一样是人生的失败者，礼九这个人物却是小说中一个极有光彩的人物。礼九没有老婆，没有一个自己的住处，一生和牛为伴，冬闲时靠乞讨为生。当所有的人物不同程度地变形时，这个本来就什么也没有的人变无可变。小说于礼九，着墨不多，这个草民礼九没有进入历史的语境，整个人间利害和他无涉。礼九身上保存着的是朴素的情感，对老牛他疼爱，悉心照料；对落难关押在牛棚，饿得要命的罗晓飞投之以馒头。

还能期待什么呢？韩东这部小说如此冷峻、如此苍凉、如此沉痛，但总算给我们保留了这么一个礼九。

 

         当王蒙走上讲坛，记者们把镜头齐刷刷对准了他，一时闪光灯忽闪忽闪，照相机嗤嗤嗤乱响。王蒙第一句话说：“感谢你们来照相，但是我希望你们在一分钟后离开，我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对照相机的欣赏，会冲断讲话思路。”这时，听众席间响起掌声。

王蒙讲座的话题是“文学与人生”，这个话题很大。记者退场后，王蒙借鲁迅对这个话题的看法传达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鲁迅讲，人生就好比是芝麻，文学是芝麻里面榨出来的油。”我心想，鲁迅这句话，看上去平淡无奇。王蒙说：“有这个油浸泡这个芝麻，这芝麻就更油了、更香了、更美好了，有这个油和没这个油，有文学和没文学，就有很大的不同。”我立即被这番话给镇住了，我发现全场也马上静悄悄的。

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有多密切呢？王蒙在以爱情为考量对象时说，读《红楼梦》，发现里面的贾宝玉和薛蟠具有很多共同点，都是纨绔少爷，都喜欢和女孩子混在一起。贾宝玉比薛蟠要好，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一个有文学修养，一个只会恶搞。王蒙说，有一年他在一个大学讲文学，一个男孩子举手说：“王先生，我是学理工科的，我对文学一点兴趣也没有，你看怎么办？”王蒙说，没有兴趣就没有兴趣吧，替你担心的是：你恋爱了，你怎么给你的女朋友来写信？你的信一点都不生动，一点都不感人，一点都不美妙，那怎么成？

王蒙说读《阿Q正传》，感到最遗憾的不是啊Q革命没有成功，因为阿Q如果革命成功了，想想也会是麻烦，他最为遗憾的是阿Q求爱不成功。阿Q和吴妈本来也还登对，可是这个阿Q没有文学修养，阿Q向吴妈示爱时说“吴妈，我和你困觉”，表达得是如此粗鄙，完全是性骚扰。倘若阿Q具有徐志摩的水平呢，他可能就会说：“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那吴妈该感动到什么程度！可能就会成就非常美好的生活。

王蒙说：凡是有志于使自己得到幸福的生活的人，都要好好学文学；凡是已经有了幸福的家庭，而希望自己的家庭更幸福的人也都要好好学文学。

在所有爱情故事中，最使王蒙感动的是安徒生写的《海的女儿》。美人鱼想拥有人的灵魂，因为她爱上了一个王子。为此，她必须剪掉了尾和鳍，甚至自己的舌头，从此变成哑巴；本来她有五百年的寿命，因为她想做一个人，五百年的寿命也被取消了；本来她死后会有一个灵魂，还可以再造，现在把她这个再造的机会也取消了。她的目的，就是要救活这个王子，而王子被救活后没有爱上她，她变成一个泡沫。王蒙说，安徒生用一种宗教的虔诚和自我牺牲来美化人类的爱，所以他称《海的女儿》为“爱情的圣经”。

听完王蒙先生的讲座，文学与爱情的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循着先生的思路想想：海的女儿未能得到王子的爱，和她已然是一个被剪掉了舌头的哑女有密切关系。她话也无法张口说，遑论艺术的美妙的语言表达？美人鱼的沉默，是这出悲剧的原因之一。爱是需要表达出来，用行动、用物品、用表情、用眼神……而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语言艺术，更快地传达心灵、开绽出花朵？

《十月围成》这部片子里面有个地方弄错了。梁家辉说到各地的革命者，其中武昌的革命者，他说叫“刘静庚”，这是错误的。武昌的革命者应该是叫“刘静庵”。刘静庵是潜江人，和我是老乡。曾做过黎元洪的管带秘书，是个革命先驱，他是“日知会”的领导者。

 

        三十岁一过，切实感受到自己在变老，头发白得好快，过一天就少一天了。春节临近，不像小孩子那样，欢天喜地。要考虑的问题，要做的事情，在春节这样的节点，显得时不我待。

我早已经过了没有事情可做的阶段。做具体的事情，然后拿一份相当于体力劳动的钱，在我这个年龄是最能做的时候，能力、经验、精力、人脉都差不多是最好的时段。只要我愿意，会有很多具体的事情等我去做，因为这个阶段我会做得快又好。

我要做“老板”，或做自己理想中想做的事情。如果到我这个年龄，依旧为没有事情可做而发愁，那就是觉醒得晚了，三十之前虚度过太多太多时光。

我要做的是“老板”，用一种“生意”的眼光谋求个人的发展。需要寻找的是“合作伙伴”，彼此之间觉得需要对方，可以共同发展，而不仅仅是需要一件具体的工作。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我现在三十多岁，经过了十多年的学习和摸索——这是必要的学习期，“做苦工”是为自己的人生打基础。三十而立，而立之年到四十多岁，这十几年是一个人的黄金时期，可以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现在要追求的是事业，而不是像学习期那样沉溺在每一件具体的“体力活”上面。

人的一生成功与否，也就是看三十到四十几岁，这段时间的成就，基本能确定一个人一生的成就，到底能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如果继续把时间消耗在类似体力活那样的事情上，一点不为未来着想，那肯定是不明智的。将来老了，做不动“体力活”的时候，怎么办？

如果没有“生意”可作。那我情愿完成自己的理想，哪怕穷困一生。我的理想，在文学这一块上面，而我现在是一个编辑。我愿意做一个好的，受作者、读者尊重的编辑。我还愿意写自己想写的文章，多写一篇就是为自己的人生传记多写了一个词语，或一个句子，哪怕只能算人生传记中某一个字的某一个笔画，也是应该执着地做下去的——因为这是理想。

“做生意”是主要是为了养家活命，使自己过上好的物质生活，能同样带给身边的朋友收益。要是做不成生意，那就要追求理想，起码可以完成自己的心愿，如果追求理想成功，也可以带来差不多能自给自足的物质生活，甚至很不错的物质生活。

三十岁后应该对未来有一个大致的规划。但更为重要的是面向当前，当前应该更加脚踏实地，能做的事情要做好，不计报酬，每一件工作无论大小，只要经手都是在给自己树立形象，向周围发出“能做事”的信号，从而为“做大事”创造可能。

三十岁后应该日渐冷静、沉稳，说话做事前思后想，不能再随便犯错误。错误是属于学习期的，三十岁的人还总犯错误，那就说不过去了。无论做事还是做生意，判断要准确。冷静、沉稳是起码的事前、事后状态。

三十岁前该领教的都领教过了，该看的也都看过了，但依旧还有很多事情没有经历过，但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对什么人、什么事情都不要感到惊讶。你要的是什么？别人要的是什么？大家能共同拥有什么？相互可以带来什么？能交往的人交往，发展关系；不能交往的人应该让其淡出自己的视野，该舍的要舍。不可能和所有人成为朋友，但要力避树敌、力避情绪化的争强斗勇。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戒除不良生活习惯，健康很重要。烟能戒掉尽量戒掉，不能戒掉，要少抽；酒在适量的范围喝点，不能贪杯伤身，更不能因贪杯而破坏了自己的形象。

2010年临近春节，某自白。

肌质。  最近我又写诗了。愿望是写诗，写的是不是诗？难说得很啊。我十几年前开始断断续续写我叫它“诗”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全部写的加起来，大概有一百多首。其中很多都因自己读不下去，扔掉了。现在手上还能看得见的，一共只有56首。我的“产量”低，质量也不高。这三年多的时间，我写的很少，现在更是不知道什么是诗了。表面看，分行排列的是诗，其实不分行排列也可以是诗，关键是看文本里头有没有不能换成散文来言说的成分——这就是诗的“肌质”。

有些人不会成为你的朋友。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成为你的朋友，做朋友要平等，没有平等，不会是朋友，看起来这很像是一个“辈份”“社会地位”的问题。相互瞧不瞧得起，你们间有没有过去、现在、将来，是朋友能否是朋友的一些因素。同学、老同事，是有“过去”，“现在”指你身边的或正在交往的，相互欣赏的人，“将来”指能否有共同的或可能交叉的未来人生道路。三者中“未来性”是最为重要的。

这个人怎么样的问题。这个人怎么样，涉及到上面说的朋友间有没有将来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有一天或比你强或不如你（地位、财富），你们还会不会相互瞧得起的问题，还能不能平等交往的问题。朋友应该是相互希望对方过得更好的那些人，在一起应该是一种向上的合力。

  和世界上最爱你的那些人告别
——读龙应台散文集《目送》

  

龙应台三十四岁才做母亲。人到中年，发现孩子慢慢长大，父母在衰老，这是同一时间内发生的两件事情。她经历了“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失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缠绵不舍和绝然的虚无”（李菁语）。为人女、为人母、为人姐妹、为人友，通过对个体生命间的交流的体察，龙应台看清了爱的要义中纠结着温暖与苍凉。

她写道：“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语出自《目送》）读到这里，我停顿了三秒钟，眼中便贮满了将要一泻而出的泪水。

这本书的名字叫《目送》，里面一共七十三篇散文，书写着“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所有人仅仅是世界上的偶在者，永恒的是无尽岁月。一个渺小的人，一个转瞬即逝的生命，既无力挽留自己光阴中曾青春的容颜，何来力量挽留自己亲人渐行渐远的背影？我们所能做的是“目送”，相聚是为了有一天告别，和世界上最爱你的一个个亲人和朋友人告别，目送他们——生者或死者，离开。目送，这两个字倾注了龙应台对爱的理解，浸润着温情与苍凉。

人与人之间的爱，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了在一起，还有一种就是为离开。与恋人、朋友之间的爱是为了有生之年能在一起，龙应台谈到爱情时告诫我们：“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父母对子女的爱，则一开始便直接指向了离开，生老病死爱，人生大课题，父母无法替子女作答，所以，使子女尽快长大成人，然后能独立面对生活，是每个父母的愿望。于是，龙应台在书中写道：“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语出自《山路》）父母希望有生之年能目送子女，走好他们自己的道路。

龙应台《目送》中的散文，呈示人生所处的各个阶段。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书中描述的所有阶段。更进一步看，与其说龙应台写了很多人，不如说她试图写的是一个人一生的际遇：生老病死爱，全在其中。于是，《目送》是一个人可以一生反复阅读的书，只不过你在不停地变化阅读的角度，从中获取教益。比如，她写父亲的逝，你可以看见将来你是一个老父亲，也可以看见一个女儿如何面对这一切；她写母亲的老，你可以发现龙应台已经看见了自己的将来。

她的散文更为可贵的是，能使我看见一个超拔生死，流露出对生活之大热爱的龙应台。龙应台的目光投得如此远，而收拢起来又是如此细切。当读到一篇《幸福》时，我发现生死在她的笔下是冲淡平和的，“幸福就是，头发白了，背已驼了，用放大镜艰辛读报的人，还能自己走到街角买两副烧饼油条叫你起床。”“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平平常常地回来了，书包堆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子下。”对于向死而生的清醒者，哪怕如此屑碎、平常的生活，幸福依然像波浪手挽手，在内心涌动。

生命如此脆弱，人生沧桑无常。我们每一天都应该为告别做准备，这是生的真相。当“目送”的那一刻到来，你的目光中含有泪水，还应充满蓬勃的生的力量。

        《目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9年9月第一版（2009年12月第四次印刷）

今天看见2010年第1期《散文》，读到早年一个师姐的文章《沉默的风景》。她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一部诗集《灯芯绒幸福的舞蹈》，记得当年是她把我们几个文学社的文学爱好者带到潜江新华书店，她推荐我们买这部叫做《灯芯绒幸福的舞蹈》的后朦胧诗选。我很佩服她，她是我们中第一个上《诗刊》的，后来听说她读研，考博，听说她在一所大学教书。在《沉默的风景》中，她写到我们当年在学校排练一个开幕式的团体操，排练时她在看后朦胧诗选，如今她看见自己的学生也在搞排练，于是她说“但愿我的学生们在排练中也有一本像《灯芯绒幸福的舞蹈》那样的书可以装在口袋里。那可以使他们在形体被强制征用的时候保持心灵的自由。”

不曾见到她有十多年了。在纸面上偶遇，发现她依旧“厉害”得不行。